夏季奥运会和冬奥会的区别（夏季奥运会）

应当有适当数量的妇女代表，并逐步提高妇女代表的比例。

综上，笔者认为，与以往问责事件相比，我国政府对7·23甬温线特别重大铁路交通事故的处理，确实在很多方面都是可圈可点的，无论是执政者在这起事件中所表现出来的不回避问题、敢于承担责任、给老百姓一个满意的交代的真诚与决心，还是整个问责过程包括最后问责决定的作出，基本上能够做到在制度预设的轨道上有序地进行，这足以表明问责这一具有鲜明民主特质的治吏机制己然与我国别具特色的本土资源实现了初步的融合。会议决定，责成铁道部和铁道部部长盛光祖分别向国务院作出深刻检查。

2003年非典期间，我国中央政府在短时间内对包括两位省部级高官在内的上千位政府官员因隐瞒疫情或防治不力而制裁的问责举措，正式赋予了问责在我国所应具有的特殊意蕴。2.党政主导模式的高效性与西方权力制约机制的运行模式不同，我国独特的以党政先行、党政主导的执政者自省式地自我推动为主的变革模式乃是问责机制在我国政坛得以迅速发展的直接动因，也是主要动因。值得注意的是，国务院对温州事故相关责任人的处理，尽管在本质上仍然属于行政系统内的等级问责，但是事故调查组在人员构成上的多元化，[3]特别是对包括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两院院士等行政系统以外的学者专家的引入，这无疑是对事故调查组自身独立性和专业性的补充和强化。行政问责制在我国的确立和发展具有鲜明的本土特色。在问责制发展的初期，由于问责在我国先天并不具备法律依据，其运行的程序和规则更多地要依赖政治维稳的需求，但随着问责实践的不断深入，告别风暴、走向理性已经在别具中国特色的问责发展轨迹中充分显现出来。

行政降级处分并取消预备党员资格1人。●12月28日下午，铁道部分别召开党组会和全国铁路系统电视电话会议。有的则认为行政诉讼制度并没有改变我们国家行政权行使的格局。

在行政行为的责任追究中，一般有两类行为要承担行政法上的责任。另一方面，行政行为在行政法关系中的不适当、不公正并不仅限于行政处罚行为之中，‘恰恰相反，其他行政行为中的显失公正可能较行政处罚中的显失公正还要普遍，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32条规定行政机关对申请人提出的行政许可申请，应当根据下列情况分别作出处理：（一）申请事项依法不需要取得行政许可的，应当即时告知申请人不受理。前述已经指出，行政自由裁量有两层含义，或者说行政主体的行政自由裁量行为存在于两个方面，即幅度范围内的自由裁量和空白地带的自由裁量。这样的行政行为在行政法治实践中占绝大多数。

在司法机关对行政行为进行司法审查时，一般情况下其只能作出行政行为合法与非法的判决，即只能判定行政行为的正确与否，而不能说一个行政行为部分正确部分错误。政府自由裁量行为比重日益增多，因而以裁量行为出现的侵犯行政相对人利益的情形亦日益增多，通过司法审查制约裁量性行为的侵权就是对行政相对人权益进行全面保护的重要路径之一。

从行政法学界的传统认识看，行政行为显失公正大体上包含下列涵义。但是，行政行为的非公正对待并不限于原告这一单一主体，也就是说，一个行政行为若不公正地对待了利害关系人亦应以显失公正处理，一个行政行为若侵害了国家或公共利益亦应以显失公正处理之。（四）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应当当场或者在五日内一次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逾期不告知的，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即为受理。而在现代福利国家，行政主体的职能相对较柔性，即诸多职能可以由行政主体自己依公理进行演绎，甚至正式的成文规则已经不是行政法的主要渊源。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行政行为显失公正亦应作为此项修改行政诉讼法考虑的问题之一，当对该规定进行修改时并不限于调整其中的具体规定，而是要建立显失公正的正当司法审查制度。但是，行政行为显失公正的司法审查命题则与清水澄的分析有一定的差距。利害关系的复杂性决定了一个行政行为从此一方面看是正确的，从彼一方面看则是不正确的。但在笔者看来，我国有关行政行为的理论与我国行政法学其它理论一样，仍比较浅薄。

[3]羁束的行政行为与自由裁量的行政行为在行政法治实践中究竟占有什么样的比重，在我国并无人对此进行定量分析．但是，从美国学者施瓦茨提出的行政法主要是控制行政自由裁量权，这个理念出发，越是强调依法行政和行政法治，羁束的行政行为就应当越多，自由裁量的行政行为就应当越少．[4]参见关保英编著：《行政法案例教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71页。违法行政行为最明显的特征是其有违法行为的构成要件，而这样的构成要件在行政法规范和行政法理论中都是非常清晰的。

至少在行政法学理论中，这样的行政行为还没有被纳入到相关的救济制度之中，这是显失公正的行政行为最为本质的东西。当然，在这个问题上存在一个出入，《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将行政行为的最低依据限定在规章以上的行政法文件中，而行政诉讼法则将最低法律文件限定在地方性法规上，这中间的冲突在行政法治实践中已经带来了不少问题，究竟如何解决是行政法学界应当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无论如何，我国行政法文件和行政诉讼法及其相关文件将行政行为的依据都规定在成文法之中，即国家享有行政法文件制定权的机关制定的正式行政法文件之中行政法治比行政法制的概念有了与上述方面对应的巨大进步。显失公正的行政行为存在于具体而现实的行政法关系之中，实在的行政法关系是显失公正行政行为存在的基本空间。自199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13条修正案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写进宪法以后，法治的概念在我国法律制度中就取代了法制的概念。司法审查制度在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内涵和不同的外延形态，西方发达国家的司法审查适用范围是比较全面的，其不单单包括司法权对行政系统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更重要的是司法机关对立法机关造法行为的司法审查。[1]该条文在我国法律文件中第一次提出了行政行为显失公正的概念，由于该概念最早出现在行政法文件中，该概念可以被认为是一个法律概念。

我们知道，行政行为最为本质的东西是，它是一种权利义务关系，作为行政主体的权利就是行政相对人的义务。而在现代福利国家，行政主体的职能相对较柔性，即诸多职能可以由行政主体自己依公理进行演绎，甚至正式的成文规则已经不是行政法的主要渊源。

第一，行政行为显失公正发生在幅度性裁量行为中。这些原则制约着任何人在法庭内外行使司法职权时应当遵循的行为方式。

另一个方面则是司法权的自由裁量，从法院对行政行为作出显失公正的认定本身就意味着其在司法审查中有选择一定行为方式、确定一定量度、认定一定行为数量的权力，而这正是其裁量权的体现。[5]若行政主体在行使这样的自由裁量权时违反了法律原则或相关的理念，就可以认为其所作的行政行为显失公正。

[14]对我国行政诉讼制度建立以来的这20年究竟应当作出怎样的评价，理论界说法不一，有的认为我国行政诉讼制度在我们国家行政法治建设中起着里程碑似的作用。行政行为显失公正与行政法治的联系究竟体现在哪些方面呢？笔者认为，显失公正使政府行政系统在行使行政权的过程中不单单考虑实在法的静态规定，而要将公正作为一个重要的实施行政权的原则，显失公正从另一面看是不公正的代名词。利害关系的复杂性决定了一个行政行为从此一方面看是正确的，从彼一方面看则是不正确的。所谓不当行政行为就是行政主体在行政行为的实体内容中有量度选择上的偏失或不合理。

在行政法上确立狭义行政自由裁量权的环节在于控制行政权，在于防止行政权对行政相对人权益的侵犯，因此，广义行政自由裁量权理论同样是非常重要的。一些学者也曾对该概念作过分析，并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论点，[2]但在笔者看来，行政行为显失公正的基本理论体系并没有建立起来，该问题仍然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

第二个分析范畴存在于行政行为理论之中。人们己经把其中的一些原则看作是‘自然公平。

我们认为，行政诉讼虽然是在保护原告权益的前提下对案件作出判决的。广义自由裁量的理论若能在行政法学界和行政法治实践中予以推广将是一个具有较大价值的行政法学理论。

三是行政诉讼法确立的基本原则是合法性审查，因而，合理性审查是一个例外，既然是例外就应当作出严格限定。这一论点虽然有些偏颇，但它的基本涵义应当说还是正确的。自然公平的第二个原则是：必须给予诉讼当事人各方充分的机会来陈述本方的理由。作为一个理论其就必须放置于法理学乃至于法哲学的角度进行分析，上述三个范畴中的任何一个分析进路都有一定的片面性。

增量与减量的行政行为都是不当行政行为。[10][美]施瓦茨著：《行政法》，徐炳译，群众出版社1986年版，第2页。

二、行政行为显失公正的法理分析日本学者清水澄认为：司法与行政之区别。至于我国行政实体法规范中为何不规定行政行为显失公正的内容则是一个应当引起注意的问题。

反之，一个行政行为被行政主体从100%降为70%，那么，该行政行为的量就被减低了。此外，还应允许当事人以适当的方式将答辩提交给法官。